卞毓方

承重庆出版社寄来《此心安处是吾乡:季羡林归国日记1946~1947》书稿,让我作序。翻阅几遍,惶惑之下,不知从何着手。

忽然想起一则疑团。

当时正值第二次革命战争激烈进行,交通中断,我无法立即回济南老家探亲。我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个夏天。在南京曾叩见过陈寅恪先生,到中央研究院拜见过傅斯年先生。1946年深秋,从上海乘船到秦皇岛,转乘火车,来到了暌别了11年的北平。深秋寂冷,落叶满街,我心潮起伏,酸甜苦辣,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阴法鲁先生到车站去接我们,把我暂时安置在北大红楼。第二天,会见了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汤先生告诉我,按北大以及其他大学规定,得学位回国的学人,最高只能给予副教授职称,在南京时傅斯年先生也告诉过我同样的话。能到北大来,我已经心满意足,焉敢妄求?但是过了没有多久,大概只有个把礼拜,汤先生告诉我,我已被定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时年35岁。当副教授时间之短,我恐怕是创了新纪录。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望。

同一内容,还可举出第三个版本。季羡林在散文《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中回忆:

我可绝没有想到,过了一个来星期,至多不过十天,锡予先生忽然告诉我:我已经被聘为北京大学正教授兼新成立的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并且还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导师。

正在闲谈的时候,忽然接到北大寄来的临时聘书。

同一场面,季羡林在《回忆汤用彤先生》一文中说:

早晨七点起来,洗过脸,吃过早点,就出去到中央研究院去见傅斯年。这位先生也半官僚化了,说话有点不着边际,谈了谈北大的情形。我觉得他们没有诚意聘我,他们当然高兴我去,不过没有我也行。

第二天,少曾(阴法鲁号)陪我到设在北楼的文学院院长办公室去谒见锡予先生,他是文学院长。这是我景仰多年以后第一次见到先生。把眼前的锡予先生同我心中幻想的锡予先生一对比,当然是不相同的,然而我却更爱眼前的锡予先生。他面容端严慈祥,不苟言笑,却是即之也温,观之也诚,真蔼然仁者也。先生虽留美多年,学贯中西,可是身着灰布长衫,脚踏圆口布鞋,望之似老农老圃,没有半点“洋气”,没有丝毫教授架子和大师威风。我心中不由自主地油然生幸福之感,浑身感到一阵温暖。晚上,先生设家宴为我接风,师母也是慈祥有加,更增加了我的幸福之感。当时一介和一玄都还年小,恐怕已经记不得那天的情景了。我从这一天起就成了北大的副教授,开始了我下半生的新生活,心中陶陶然也。

1946年6月19日,在南京:

2014年11月21日

1946年9月21日,到北平,入住沙滩红楼。

据《季羡林自传》,1946年,季羡林从欧洲返回祖国,因陈寅恪推荐,进了北大。他写到:

然而,此番面对重庆出版社送来的打印稿,愕然发现,上述三种说法都与日记有出入。出入在何处?且让日记说话。

1946年6月25日:

1946年1月23日,在瑞士:

写给汤用彤先生一封信,因为陈寅恪先生写信告诉我说北大想设东方语言系,让我把学历著作寄去。

看明白了吧。留学生回国,先当副教授的规定,的确是有的。季羡林在南京接到的临时聘书,应该就是副教授的聘书。但是9月21日到了北平,第二天晋谒汤用彤,立刻就得知被破例聘为正教授。因此,若从6月19日接到临时聘书算起,到9月22日被告知聘为正教授为止,间隔是三个月零三天,若从9月21日到北平算起,到第二天被告知聘为正教授为止,则几乎没有间隔,所谓一个礼拜从副教授转为正教授的记录,纯粹是子虚乌有。

你看,一个星期后,季羡林由副教授转为正教授,这事如板上钉钉,确凿无疑。

(本文作者卞毓方先生为季羡林国际文化研究院院长)

按北大当时的规定,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不管拿到什么学位,最高只能定为副教授。清华大学没有副教授这个职称,与之相当的是专任讲师。至少要等上几年,看你的教书成绩和学术水平,如够格,即升为正教授。我能进入北大,已感莫大光荣,焉敢再巴蛇吞象有什么非分之想!第二天,我以副教授的身份晋谒汤用彤先生。汤先生是佛学大师,他的那一部巨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集义理、词章、考据于一体,蜚声宇内,至今仍是此道楷模,无能望其项背者。他的大名我仰之久矣。在我的想象中,他应该是一位面容清癯、身躯瘦长的老者;然而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他身着灰布长衫,圆口布鞋,面目祥和,严而不威,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暗想在他领导下工作是一种幸福。过了至多一个星期,他告诉我,学校决定任我为正教授,兼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这实在是大大地出我意料。要说不高兴,那是过分矫情;要说自己感到真正够格,那也很难说。我感愧有加,觉得对我是一种鼓励。不管怎样,副教授时期之短,总可以算是一个记录吧。

1946年5月24日,在上海:

1946年9月16日,从上海乘海轮北上。

虎文回来,带了一大批信,居然有叔父他老人家的,我真是大喜过望。同时汤用彤先生通知,我已经被任为北京大学教授,可谓双喜。

可见日记毕竟是有史料价值的,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1946年9月22日:

这里又凭空冒出个傅斯年,证之以前引三种说法,尤其是他当年、当天的日记,可见纯粹是记忆混乱,把南京的谈话搬到了北平。至于“见到汤用彤,还没有进入正常的谈话阶段,他就先讲,我让你当一个礼拜的副教授,立刻给你改成正教授”云云,也是“积非成是而无从知,先入为主而惑以终身”的了。

我去北大是陈寅恪介绍的,这个问题我提过,当时陈寅恪是清华的教授,为什么他不介绍我去清华,介绍我到北大,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不过当时啊,北大那个门槛很高。我们去见……当时胡适不在国内。汤用彤文学院长,兼管这个学校的,那时候北大六个学院,文理法,农工医,北大六个学院,汤用彤是文学院的院长。是不是院务委员会主席,我不知道。反正我们去见汤用彤,在路上走的时候,中间有傅斯年,傅斯年是北大的副校长,代理校长,胡适的校长。路上走,他主要介绍北大这个门槛怎么怎么难,讲到别的大学教授要进北大,要降一级,教授改成副教授。就是介绍这个门槛高。一路就讲这个。到了那个,那时候是在城里,在这个啊,不是红楼,那时候是在北大图书馆后面,一个北楼,北楼就是办公的地方。陪我去见汤用彤,一路上就讲这个北大门槛怎么高,那个意思就是给我一个副教授,就已经是天恩高厚了。反正我记得一路上,就讲这个玩意儿。见到汤用彤,还没有进入正常的谈话阶段,他就先讲,我让你当一个礼拜的副教授,立刻给你改成正教授。当然出我意外啊,至于为什么,我不知道。不过当时我这个,你要说我没有资格,我1941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拿到哲学博士学位。这是1946年了。

那么,季羡林为什么会有“一星期转正”之说呢?窃以为,22日,汤用彤院长虽然当面告诉他已被聘为正教授,但不是正式任命,所以在潜意识里,自己还是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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