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书店店庆,把我也算做该做命题作文的人里面。从小到大,最怕,也最不擅长的就是写命题作文,而且这个命题,对我来说,简直难于上青天。道理很简单,虽然三联的书一直都喜欢看,但搜索枯肠,怎么也想不起我和三联有什么关系,严格说是我跟它有点关系——买三联的书,但它跟我没关系。

这么说也有点没良心,因为毕竟还是在三联出过一本小小的随笔集,据说卖的还不错。之所以能在三联出这本书,多半是由于《读书》,这本书是几年来在《读书》上发的东西归堆的产物。《读书》也是三联的,因此,可以说一点我跟《读书》的事。

跟现在很多读书人一样,我也是在沈昌文时代喜欢上《读书》的。那时候,我在黑龙江山沟里一所农业大学教书,有时候也溜出来买点书回去,不知怎么就看到了《读书》,然后就跟很多小读书人一样,爱的不得了,开始订阅,每出必读,边读,还边做摘录,高兴了,还顺手做一点评注。这些东西,现在还在,什么时候翻翻,都会给我添若干欢喜——原来自己当年居然这样!《读书》的作者,李零、秦晖、雷颐、汪晖、陈平原、葛兆光、朱学勤这些人,当时我一概惊为天人,仰慕得脖子都酸。绝对想不到,后来我居然和他们都认识了,而且和其中的某些人还成了朋友,一起呼大叫小,侃天喝酒。多少年后,我到贵州一个小县公干,待在那里百无聊赖,手边没有书看,出来乱转,居然发现在县中学门口的书报亭里,在一堆花花绿绿的时尚杂志中间,有《读书》卖,一问,原来是这所中学的老师,有人一直买。当年的我,就跟这些中学老师一样,是《读书》默默无闻的忠实拥趸。

那时候,我仅仅是一个学了农机却被弄去教党史的小助教,不知道什么叫做学问,更没有想过自己会搞学问,也没有人要求你做学问。所在学校不大,课也不多,时间多,学校周围的山多。图书馆里人文社科的书不多,但也勉强够我读了,或者说,比我当年在农场放猪的时候,一套《鲁迅全集》反来复去看,要强多了。由于时常假装博闻强记,图书馆的人,对我特好,任何地方都随我乱翻,想带出去,打声招呼即可。我经常带本书,几步爬上周围的一个小山上,靠着一棵大树,一待,就是半天,无论看什么书,最近一期的《读书》,肯定会在手边。所读之书,完全性之所至,读之所至,信马由缰,没有一丁点功利的想法,为了写点什么,给自己挣点名声什么的。有点像当年的阮籍,兴之所至,满世界乱走。不过,人家穷途知返,我却懵懂不知,居然乐在其中。后来。跟李零聊天,他说他特怀念插队的时候读书的状态,说那叫读野书。我也有过读野书的时代,只是延续的时间相当长,同龄人都进入做学问时期之后很久,我还在读野书。

由于学界的分化和出版物的众多,今天的《读书》,已经不可能有昔日的地位了,但我还是喜欢它,只要有可能,还是会写点不伦不类的文字给它,因为,《读书》是我读野书的一个纪念,也是我来北京混进学界之后,第一个文字的家园。

当然,在我读完研究生之后,知道了什么叫学问,但还不会做学问的时候,也试着给《读书》投过稿,可惜,全都失败了,投一次,退一次,直至彻底失望。那个时候,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在《读书》上发一篇文章,当时我有一个跟我一起考研的同事,她最大的心愿是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文章,而我只看上了《读书》。这说明,我其实原本就不是一个正经学者的料。

再到后来,很晚很晚以后,我到了北京,混进了人民大学,这个时候的我,开始不安分起来,看《读书》,有时候居然感到对某些文章不太满意了,腹诽之余,还会说出来。由于职务的关系,认识了一个学校的同事,也是《读书》的老作者杨念群,一次在跟他聊过对《读书》刚登出来的一篇文字的不满之后,没想到这老先生也是好事之徒,居然建议我把这个不满写出来,投给《读书》,这样一来,又勾起了我的馋虫,大胆试了一下,居然中了,估计多半杨念群给我走了后门。不过,从此以后,我一发不可收拾,写了又写,几乎每年都写,就这样,我也成了《读书》的老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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