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鉴》作者为曾国藩的存疑

《冰鉴》,传闻为曾国藩所作,实非。下页有毛笔刻印的《冰鉴》影印文件,末尾说:“余家有冰鉴七篇,不著撰人姓名,宛似一子,世无刻本,恐其湮没 也”,署名为“南海吴荣光荷屋氏”。又题名“香山曾大经纶阁氏书”,时间是“道光己丑年仲春”。该年是公元1829年,时曾国藩19岁,尚未科举,亦未到 京(23岁才去)。那个时代,文章从写成到流传,再刻印成书,需要很长时间,显非少年曾国藩所为。曾国藩名闻天下,是50岁以后的事。南怀瑾先生推崇曾国 藩13套本领,《冰鉴》是其一,但未肯定地说《冰鉴》作者是曾国藩。

     两年前接待几位外地出版界的客人,酒酣耳热之际,一副总编说自己对湖湘文化情有独钟,且尤服曾文正,《冰鉴》通读了数遍。千不该万不该我多了句嘴,说 《冰鉴》根本不是曾国藩写的书。他大为诧异,问我有什么证据。我一时局促,只拿得出一个消极的证据,就是岳麓书社出版的《曾国藩全集》中并无此书。

近年来市面上的《冰鉴》以及解读《冰鉴》的书多如过江之鲫,本本都注明作者就是曾国藩,以讹传讹的程度竟然使曾国藩的文化粉丝们也将其捧为圭皋,实 在是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年前遇到唐浩明先生,建议他写篇文章以正视听。他说这个问题在曾国藩研究中几乎是个幼稚到不值得说的问题,而况他在《唐浩明评 点曾国藩家书》中已经作了澄清,市场上还是如此,真是无可奈何。

为何以浩明先生此等人物,还戳不破《冰鉴》的西洋镜呢?我觉得这与海峡对岸一位“文化大师”有关。坊间多种《冰鉴》都以南怀瑾《论语别裁》中的一段 话相标榜:“有人说,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有十三套学问,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曾国藩家书,其他的没有了,其实传下来的有两套,另一套是曾国藩看相的学问 ——《冰鉴》这一部书。它所包含的看相理论,不同其他的相书。”南的意思很清楚——《冰鉴》就是曾国藩的书,是和曾国藩家书一样的真迹。十几年前我就知道 做书的人用南怀瑾的话为《冰鉴》打广告,并据此判断这爷们儿实为一伪学者。但一直未读过他的大作,此番为炮制这篇不厚道的文章,特地买了两大本《论语别 裁》。果然找到了出处,在“为政第二”,小标题——“孔子也会看相”(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页),充分说明做书的人没有信口开河,而是实实在 在拉南怀瑾的大旗作了假曾国藩的虎皮。顺便翻了一下这《论语别裁》,发现很多标题非常雷人:“上帝的外婆是谁”、“老鼠生儿的孝道”、“《三国演义》的幕 后功劳”、“没有上帝的朋友”、“秃头的十字架”、“千里求官只为财”、“拍灶君的马屁”、“还是老虎可爱”,等等。方知于丹解《论语》的套路,全是从南 怀谨那儿借鉴的。讲到此处,我得慎重地纠正一下过去对南怀瑾的评价——此其志根本就不在作学者,他只是一个畅销书作家!

《冰鉴》之伪,唐浩明先生在《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中说得很清楚:“曾氏有‘知人识人’之誉,还有人说他‘尤善相士’,即特别会鉴别知识分子。传 说他有许多相人的诀窍,坊间还广为流传一本题为《冰鉴》的书。书中讲了许多识人辨人的方法,书的作者便赫然署名‘曾国藩’。笔者查遍曾氏传世的所有文字, 从未见他只字提过《冰鉴》一书。其实,这部书早在六七十年前,便有人指出是托名曾氏。《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说:‘近人乃有以古相术《冰鉴》,傅以文正名, 号为遗著,不知此书道光间吴荷屋已为锓版,叔章盖尝藏之。’为什么托名曾氏而不托他人呢?其源盖出于曾氏素有‘相人’的大名(《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第 393页)。”

打假的人还不止唐浩明这样的权威,当代世界出版社《冰鉴全集》的出版前言从纯技术角度对这个问题有更加清晰的梳理:“《冰鉴》,传闻为曾国藩所作, 实非。下页有毛笔刻印的《冰鉴》影印文件,末尾说,‘余家有冰鉴七篇,不著撰人姓名,宛似一子,世无刻本,恐其湮没也’,署名为‘南海吴荣光荷屋氏’。又 题名‘香山曾大经纶阁氏书’,时间是‘道光己丑年仲春’。该年是公元1829年,时曾国藩19岁,尚未科举,亦未到京(23岁才去)。那个时代,文章从写 成到流传,再刻印成书,需要很长时间,显非少年曾国藩所为。曾国藩名闻天下,是50岁以后的事。南怀瑾先生推崇曾国藩13套本领,《冰鉴》是其一,但未肯 定地说《冰鉴》作者是曾国藩。本书称‘曾国藩原著’,实不妥,沿袭俗论而已。”

为证言之确凿,出版前言下面还附有《冰鉴》原刻本影印件,其拨乱反正之心昭然若揭。但奇怪的是,该书封面上的作者署名依然是“曾国藩原典”;书名之 侧,更赫然印着一幅曾国藩立像。此外,还有两句响亮的口号:“领导干部必读书,企业主管必读书。”此等掩一只耳朵而盗铃的行径,简直就是明目张胆地把各级 领导干部和企业负责人当二百五。曾国藩固然没有作过《冰鉴》,但卖钱还是得靠“曾国藩”。《冰鉴》如果不是曾国藩所著,那么它与地摊上的《推背图》之类有 什么区别呢?谁稀罕啊!

然而,“曾国藩作《冰鉴》之说”为伪,曾国藩会相人却是真,他的确学习过相人之术,而且还有不少个人体会。《清史稿•曾国藩传》载: "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 用通俗的话讲,曾国藩是那种眼光很毒的人,生人只需看上几眼,其才情品性就能掂量得八九不离十。《曾国藩日记》中的几处文字,记录了他相人的一些基本原 则:

咸丰八年三月至四月:“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是贵相,心存济物是贵相。”

咸丰九年三月初八:“夜思相人之法,定十二字,六美六恶,美者曰长、黄、昂、紧、稳、称,恶者曰村、昏、屯、动、忿、遁。”

同治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的一段日记则可视为其相人经验的总结:“因忆余昔年求观人之法,作一口诀曰: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

他的日记还大量留下了观人面相的记录,例如:

咸丰八年九月十五日:“陈青云,五都肖家冲人。先充为字号勇,在金鹅山打仗。四年五月,在湘潭大宫殿入璞山营。兄弟四人,居三。眼圆而动,不甚可靠。言次作呕,眼似邹圣堂。”

二十日:“叶明瑞,湘潭人,易家湾,种田为生。道州入主王营,初充公长夫。面麻小样,狡诡能战,形似三花脸。”

廿四日:“杨鸣岐,湘潭十四都,莫家塅人,种地营生。四年正月入一三营。目不妄视。”

十月廿一日:“刘湘南,甲午生。八都人。眼黄有神光,鼻梁平沓,口圆有童心,腰板挺拔,面英发可爱。”

廿二日:“廖世霖,衡陽人,洪乐庙。四年,田家镇入罗营,为护营三十五个月。罗山没后,随温甫至瑞州,旋至吉安。张开辑故后,充哨长。鼻梁直,腰身正。在家小贸营生。(天头:头发、眉毛有浊气。)”

廿三日:“黄正大,清泉耒河人。荫亭带至南康,充前哨官,六年冬,丁艰归。七年入沅营,八年入水营。鬓贱,身长,无直气,目清而动。”

咸丰九年二月廿四日:“熊登武,中右哨。沅之妻侄。睛黄。明白。”

三月初三日:“黄菊亮,平江西乡,去县二十里。父母亡,兄弟四人。行二。兄在家,弟当前哨护哨,三年投效,五年春入营,在胡盖南部下。六年九月十三,在崇仁充哨长。鼻削,目小,面不大。前哨哨长。”

三月初七日:“刘烈,潮州人。有老母,年三十一。咸丰七年,来江西投效,现带潮勇廿八人。目深,天庭高,面有正色。”

从咸丰八年九月至咸丰九年三月的半年时间里,《曾国藩日记》中留下了一百余处这样的记录。在他的相术中,人的眼睛处于被观察的重要位置,日记中人物 凡有面相记录,几乎就有眼睛神态动作,如“眼圆而动”、“目不妄视”、“目清而动”、“眼黄有神光”、“睛黄”、“目小”、“目深”等等。文字极为简单, 但曾国藩显然有一套分析的方法,能通过被观察者眼神的变化读懂其内心的信息。

中国古代相术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其中有很多荒诞不经的比附,但也不乏言之成理的分析。单就对“眼”的认识,不同的相书不同的流派就有很不相同的说法:

“目力多,相可学,眼无角,作事错,目下赤,休斗敌。目定而光,志气高强。黑眼端定,七十终命。牛头虎视,富贵无比。蜂目豺声,能事武人。点睛近 下,多隐山野。目下黑枯,绝子妨夫。目纹入耳,老有官制。坐而斜视,所思不正。目无光彩,望尘而拜。点睛近上,习下劣相。赤纹横睛,死不全身(《胆照经• 目》)。

而《神相全篇•十观》则说:“眼乃心之门户,观其眼之善恶,必知心事之好歹。其心正则眸子瞭焉,心不正则眸子眊焉。眼视上,其心必高;眼视下,心有 感思。眼转动而不言,心有疑虑;眼斜视,而口是心非,益己害人,言不可听;眼正视,其人中正,无党无偏。眼恶心必恶,眼善心必慈。”

两种不同表述反映了古人看相的两种思路,一是由相而言凶吉,一是由相而审内心。曾国藩既然学习过“观人之法”,应该对各种相术有所涉猎,“择其善者 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最后形成一套自己的识人之术。曾氏对僧巫地仙之类的旁门左道向来排斥,因此相主休咎凶吉的神秘论主张,很难得到他的信服。他的 所谓看相,遵循的套路是由相而审内心,一言以蔽之,无非是通过观察人的外表特点而分析其内心世界。只不过他在这件事上做得非常认真,而且效果也比较好而 已。审《冰鉴》原文,比较符合这种看相的思路,造伪者可能正是看出了其间的关联,才将此书安在了曾国藩名下。

有趣的是,从相术角度看,曾国藩本人目相极坏。他是典型的三角眼,而对于这种眼形,很多相书都视为恶相。《神相全篇•达摩五官总论》云:“三角深藏 毒害。眼生三角,凶狠之人,常能损物害人。若是女子,妨夫不良。”揽镜自照,不知曾国藩作何感想,他会相信这样的相术而自认凶险狠毒之人吗?好在中国的相 术还有另外的圆融说法:“未观相貌,先看心田。有相无心,相从心灭;有心无相,相从心起《神相全篇•相说》。”——相是心的反映,离开人心便没有吉相凶 相。看到此处,曾国藩可能要拍案叫绝了:“深得吾心啊!”曾国藩一辈子克己修心,是否也包含了以心正相的动机呢?从这个动机出发,他自然也不会过于相信天 生的所谓吉相凶相,而只在乎人的面相反映了怎样的内心世界。

至于曾国藩看相看得比较准,除了他在这方面悟性好之外,完全是被逼迫的结果。

咸丰二年八月,曾国藩因母丧回籍守制。不久,湖南巡抚张亮基传咸丰皇帝上谕,命他协助湖南地方办团练。他年底即到长沙,以罗泽南、王錱的湘勇为基础建立起一支军队。咸丰四年三月初二日,兵至岳陽,开始了与太平军的正面交战。从建军到开赴战场,就一年多的时间。

那么,这是一支怎么样的部队呢?

曾国藩在北京13年,几乎平步青云,一路由翰林院庶吉士做到侍讲学士,再到礼部侍郎、兵部侍郎,39岁就官至正二品。但他从来没带过兵,完全是个手 无缚鸡之力的文人;而王錱、罗泽南、潘鸿焘、杨昌濬等湘军高级将官,几乎是清一色的生员或者童生,士兵则是“邻里农人”。创建之初,曾国藩挑兵选将事必躬 亲,严格把关。他曾托彭洋中招150个新化勇,彭带了近200人让他选,结果只留下103人,其余都退了回去。那么,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他凭什么标准选 人?应征的这些秀才、农民,几乎都无战斗经验,而曾国藩对他们的品性也缺乏应有的了解,客观条件又不允许花费时间进行任用考察,因此,最重要的手段只能是 目测。选兵勇倒还好办,看看身板结不结实,牙口好不好,使不使得刀棍,也就八九不离十了;选将官则需仔细观察人的外表特征而分析其品性,以判断其可不可 造,堪不堪用。那时的曾国藩大约还没有奢望把大清中兴的命运寄托在这伙农民身上,但自己的身家性命和他们紧紧连在了一起则十分确定。多一个人被看走眼,就 多一份吃败仗的风险,也就多一层身败名裂的可能性,其时曾国藩相人用心之深,是可以想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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