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凡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圣人之深诫也。天下无事,不可废武,虑有弗庭,无以捍御。必须内修文德,外严武备,怀柔远人,戒不虞也。四时讲武之礼,所以示国不忘战。不忘战者,教民不离乎习兵也。法曰:「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唐玄宗时,承平日久,毁戈牧马,罢将销兵,国不知备,民不知战。及安史之乱,仓卒变生于不图,文士不足以为将,市人不足以为战,而神器几危,旧物几失。吁,战岂可忘乎哉!

【译文】

大凡国家处于和平安定时期,不可忘记还有发生战争的危险;社会处于治理有序时期,不可忘记还有发生祸乱的可能,这是古代圣贤哲人留传下来的深刻教 诫。天下虽然太平无事,但不能废弃武备;考虑到周边还有尚未归顺且与朝廷为敌的国家,(一旦废弃武备)将无法在战争突然到来之时卫国御敌。因此,必须对内 修明政治,对外加强战备,行仁德以怀服边远部族百姓,时刻警惕意外事件的发生。一年四季都要坚持武备教育的制度,以此表明国家时刻不忘战备。所谓不忘战 备,就是教育全民经常习兵练武,搞好军政训练。诚如兵法所说:“国家虽然处于和平安定,忘记战备必有覆灭危险。”

唐玄宗李隆基统治后期,由于国家长期处于和平环境,(统治者逐渐失去战争警惕性,)因而出现废毁武器,放牧战马,罢除将领,削减军队的问题,致使国 家不知加强战备,人民不懂怎样作战。等到安史之乱突然爆发于人们毫无思想准备的时候,文官不堪充当将领指挥打仗,百姓不堪充当武士对敌作战,以致国家政权 几乎崩溃,大好河山几乎沦丧。唉!战备难道可以忘掉吗?

【赏析】

本篇以《忘战》为题,从“忘战必危”的恶果出发,着重阐述和平时期加强战备的必要性。它认为,“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这是古代圣贤留给后人的最为深刻的教诲和告诫。

尽管天下太平无事,也不可以废弃武备;如果废弃武备,那么一旦外敌入侵,就无法抗击敌人,有效地保卫国家。为此,它主张,执国柄者应当“内修文德, 外严武备”,把“讲武”、“习兵”作为制度坚持下去,切实加强战备教育,认真搞好军事训练。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告诉我们,战争,作为历史的范畴,它是阶级 社会的产物,是随着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必将是随着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的消灭而消亡。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私有制和剥削阶级,存在着帝国主义、霸 权主义和扩张主义,战争的危险性就依然存在。那种所谓“无敌国外患”的论调,在今天的社会中,乃是一种瓦解人们斗志的麻醉剂。本篇所强调的居安思危、不忘 战备的思想,对于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唐玄宗李隆基统治后期,安禄山、史思明武装叛乱的发生,究其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是,以唐玄宗为首的封建统治者长期忽视战备,乃是导致安史之乱爆发 和长期为害的一个重要原因。唐玄宗李隆基,本是唐代中期一个较有作为的封建皇帝,即位初期,他任用姚崇、宋璟等贤臣为相,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 措施,出现了史称“开元之治”的和平稳定、持续发展的局面,从而把唐王朝推向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然而,到了李隆基统治后期,他却一反常态地“自恃承 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见《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过着“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见《新唐书·玄宗本纪》)的极端腐化 生活,军政大权相继为奸相李林甫、杨国忠等人所操纵,致使朝政日非,军备废弛。这就给身兼三镇节度使而“陰有逆谋”(见《旧唐书·安禄山传》)已久的安禄山和史思明等人,发动旨在夺取唐朝政权的大规模武装叛乱,造成了可乘之隙。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和史思明纠集兵力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于范陽镇(治所在今北京城西南)发动叛乱后,不到半年时间,相继攻占东京洛陽和西京长安,黄河以北广大地区沦于叛军蹂躏之下。其后,唐王朝虽在人民广泛支持下,经过七年之久的艰苦曲折斗争,终于将此叛乱平息,但是,战乱却给社会经济以极大破坏,国家元气大伤,中央集权削弱,自此唐王朝急剧走向衰落和藩镇割据的分裂混乱局面。

如果说隋王朝是灭亡于隋炀帝的“嗜武好战,日寻干戈,征伐不休”(见前《好战》篇),那么,从一定意义上讲,唐王朝的衰败则始于唐玄宗后期的“毁戈 牧马,罢将销兵,国不知备,民不知战”。所以,牢记“好战必亡”和“忘战必危”这些古代著名遗训,乃是一切执掌国家大权者不可丝毫忽视的神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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