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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姆斯特丹斯希普霍尔机场下飞机,进入航站才几步,我就被一块天花板下悬着的指示牌吸引住了。这是一个指明通往迎宾厅、出口和签转柜台的方向指示牌,鲜亮的黄颜色,长2米,高1米。指示牌设计也简单,铝制的箱框,镶着塑料的指示牌,通过小钢柱连接,从电缆线和空调管路密布的天花板挂下来。指示牌很简单,甚至太过普通,但它却让我快乐。用“异国情调”来形容这种快乐也许有些不同寻常,却是合宜的。指示牌上有好几处显出这种异国情调,如aankomst(荷兰文,迎宾厅)一词中的两个并置a;uitgang(荷兰文,出口)一词中字母u和i连在一起;除了荷兰文,指示牌上还标有英文副标:用balies(荷兰文,柜台)来表述desk(英文,柜台)的意思,还采用了一些实用新潮的字体,如frutiger体或univers体等。

异国情调一词包含有一些更细微、更让人捉摸不定的意义,异域的魅力源发于新奇与变化,譬如在异域你看到的是骆驼,而在家乡,你看到的是马匹;在异域你看到的是不加粉饰的公寓房,而在家乡,你看到的是带有装饰性石柱的公寓房。但除此之外,这一切还可能为我们带来更深层次的快乐,因为我们看重这些域外特质,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新奇,而且还因为它们更符合我们的个性,更能满足我们的心愿,相反,我们的故土并不能做到这一切。

从一个指示牌便能看出两地间巨大的差异,这正可以作为一个简单却让人愉悦的想法的注脚:一旦跨越国界,脚下便是一个不同的国度,风俗人情和生活习惯亦必大异其趣。然而仅有差异,尚不足以引发快感,即便是有了快感,也不会长久。只有那些有助于我们自己国家自我完善的差异方可引发长久的快感。我认为斯希普霍尔机场的指示牌具有异国情调,是因为它隐约传达出了一种强烈的信息:制作这个指示牌的、就在uitgang之外的国度,有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比我自己的国家更投合我的性情与兴趣。这指示牌预示着我在这个国度里的快乐。

骆驼:有双峰,而单峰驼只有一个驼峰;也许是骆驼只有单峰,而单峰驼有双峰——没有人能记得清楚孰单孰双。

雨果的诗具有欧洲东方文学的基本题材,如海盗、帕夏、苏丹、香料和托钵僧人等。诗中的人物用小玻璃杯喝薄荷茶。像《天方夜谭》、瓦尔特·司各特的东方题材的小说以及拜伦的《异教徒》等文学作品一样,他的诗作很快赢得了读者的喜爱。1832年1月,尤金·德拉克洛瓦动身去北非,期冀其绘画创作能捕捉东方的异国情调。到丹吉尔后,未及3个月,他就穿起了当地的服饰,并在写给他弟弟的信尾署名为“你的:非洲人”。

(诗的)灵感:源肇于视野中的大海、爱情、女人,等等。

幻觉:装出曾经有过太多,并抱怨自己而今一无所有。

古兰经:穆罕默德著述,全部内容都与女人相关。

胡须:力量的象征;胡须过多会秃头;可以保护领结。

黑发黑肤女人:比金发白肤女人更热辣(参见词条“金发白肤女人”)。

多愁善感

约翰牛:如果你不知道一个英国人的名字,叫他约翰牛。

1839年(福楼拜当时正迷上拉伯雷的作品,并想很大声地放屁,让整个鲁昂的人都能听见),他创作了另一部作品《一个愚者的回忆录》,小说带有自传色彩,其主人公在回顾年轻时对中东的向往时有这样的描述:“我梦想着穿越南方大片的土地,到遥远的地方旅行;在梦想中,我看见了东方,她有一望无垠的沙漠、宫殿,宫殿里满是挂着铜铃的骆驼……我还看见了蓝色的大海,碧澄的天,银色的细沙和有着棕褐色皮肤的女人,她们眼里射出热辣的火,她们和我交谈时有着天国美女的温柔。”

更有甚者,欧洲的一些公共场所看上去也越来越具有东方情调。1833年9月14日,鲁昂附近的塞纳河畔挤满了人群,他们在为法国军舰卢索赫号欢呼。该舰从埃及亚历山大港起航,正往巴黎方向逆水上行。军舰上有一座方尖碑,用专门的支架固定着。它来自底比斯神殿,人们把它吊运到船上,准备用它作协和广场前的交通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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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瓜:主餐后谈话的好题材。它是蔬菜还是水果?英国人把它当饭后甜点,不可思议!

狄德罗:总是和达朗贝尔这个称呼连在一起。

做作

德拉克洛瓦所作与摩洛哥相关的油画似乎就给我们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对一个地方的向往是如何点燃我们对生活在那个地方的人的欲望。就拿《呆在家里的阿尔及尔女人》来说,看到这幅画的人可能就像福楼拜对他所遭遇的女性一样,急切地想知道“她们的姓名,想知道她们此时此刻在想些什么,她们的生活中有何遗憾,她们的期求又是什么?还想知道她们曾有过什么样的恋情,而现在她们的梦想又是指向何方……”

一个电源插座,一只浴室水龙头,一个果酱瓶,或是一个指示牌传递出的一些信息,可能连它的设计者也没有想到,譬如说,它可能会表明其制造者的国籍。显然,制作斯希普霍尔机场指示牌的民族似乎同我的民族相距甚远。一个大胆的、具有民族性格和特色的考古学家也许会将指示牌上字体的影响追溯到20世纪早期的风格派运动,从醒目的英文副标考求出荷兰人对外来影响的开放性,进而追溯到1602年东印度公司的建立;并从指示牌整体上简单的风格看出加尔文主义的审美情趣,这种审美情趣在16世纪尼德兰联邦和西班牙交战期间就已成为荷兰国民性的一部分。

从传统意义上看,异国情调一词更多地是同耍蛇人、闺阁、光塔、骆驼、露天集市,以及由一个蓄着八字须的仆人从高处倒进托盘上小玻璃杯内的薄荷茶等等联系在一起,它们远比上面提及的荷兰指示牌丰富多彩。

福楼拜与埃及的一世情缘似乎在鼓动我们珍视,并加深我们对某些国家的迷恋。从年少时起,福楼拜就坚持认为自己不是法国人。他对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国民的憎恶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他的法国公民的身份近乎是一种嘲讽。他也因此提出一种新的方法来确定一个人的国籍:不是按照一个人的出生之地,亦非依据他家庭的归属来决定其国籍;一个人的国籍因取决于他所喜爱的地方。(对他而言,把这个尚不确定的概念从“喜欢的地方”延伸到“性别”和“种族”也许更合逻辑;他曾经在某个场合宣称,不可以貌取人,他其实是一个女人、一只骆驼和一只熊。“我想给自己买一只漂亮的熊,我说的是画上的熊,把它装裱好,挂在我的卧室里,并在画的下面写上‘古斯塔夫·福楼拜的画像’,以此来表明我的道德取向和社交习惯。”)

那些生活在北非沿海地区、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人们可能不曾料到,他们栖身的土地,在一位年轻的法国人眼里竟然是一切美好事物的朦胧化身。这位年轻人惊叹道:“万岁,太阳!万岁,橘树、棕榈树、莲花!还有那铺着大理石的凉亭,凉亭里有用木板隔成的小间,专供坠入情网的年轻人谈情说爱!……我是否永远看不到那古城里的墓群,在那里,薄暮时分,有成群的骆驼靠着墓穴憩息,还能听到地底下墓穴里国王们的木乃伊旁狼狗的嚎叫?”

(ⅲ)骆驼所体现的异域情调

酒店:只有瑞士才有第一流的酒店。

卧室:在一个古老的城堡里,亨利四世总在那里过夜。

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提醒我们应该对一些欧洲人的异国狂想持怀疑态度,尽管他们的确曾到东方旅行,并在当地人的家中留宿过。那么,福楼拜对埃及的狂热是否也只是他藉以回避他所憎恶的家国的一种幻想,是否是他儿时对东方的理想图景在成年时期的一种延续呢?

蘑菇:只能在市场里买到。

在福楼拜看来,幸福和东方是可以互换的两个词。有一段时期,学业的压力,失恋的打击,父母的期望,以及一直可以听到农民抱怨的糟糕透顶的天气(连续两周不停歇的雨水冲没了鲁昂附近的田地,还淹死了几头牛),这一切都让福楼拜感到绝望。他在写给舍瓦利耶的信中说:“尽管我梦想的生活是如此美好,充满诗意,是如此的广阔,为爱所包围,但现实中,我的生活将会和别人一样,单调,愚蠢,中规中矩。我将到法学院念书,然后取得律师资格,最终在外省的某个小镇,如伊沃托或迪耶普,当上一名受人尊敬的地区助理律师……可怜的快要发疯的年轻人,还在梦想着荣耀、爱情、桂冠、旅行和东方!”

在阿姆斯特丹,我住在佐旦区的一个小旅馆。在一家快餐店吃过午饭后(夹着鲱鱼和葱头的全麦面包),我在城西各处散散步。在亚历山大,异域的色彩体现在骆驼、悠闲垂钓的阿拉伯人和粗嗄的叫喊声等方面。阿姆斯特丹同样有异域情调,只是表现在不同的方面:很多用淡粉色长形砖和奇怪的白色灰浆搭建成的房屋(同英国和北美以砖材为材料的建筑相比较,这里的建筑要规则得多;而从外观看,它们也不同于法国或德国的建筑);很多排狭长的公寓楼,建于20世纪早期,底楼有宽大的窗户;每家或每幢门口都停着自行车(让人联想到大学城);街道上的设施较陈旧,大众化;看不到华丽宏伟的建筑;街道笔直,点缀着一些小的公园,可以看出规划者试图建造社会主义花园城市的用心。有一条街,每幢公寓看来都一模一样,我在一户人家的红色大门口驻足,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自己能在那里度过余生。头顶上的2楼,是一间有3个大窗户的房间,窗户都没有窗帘。房间的内墙都刷成白色,墙上挂着一幅画,画面上只是许多小的蓝色和红色的点。靠着一边墙,摆着一张橡木书桌,房间里还有一个很大的书架,一张扶手椅。在这样的环境里的生活便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我想有一辆自行车。我想每天晚上将自己的钥匙塞进这红色大门的锁孔里。我想在黄昏时分站在没有窗帘的窗前,看着对面一样没有窗帘的房间,在这铺有白色床单的白色调的房间里,在我躺到床上看书之前,我会吃点夜宵(一碗汤、培根和全麦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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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群人中有一位心事重重的12岁男孩,他就是古斯塔夫·福楼拜。福楼拜的最大梦想便是离开鲁昂,到埃及去赶骆驼,并在后宫中找到一位有着橄榄肤色,上唇带着一丝幽怨的女孩,并为她献出自己的童贞。

性:忌用语,以“发生过的亲密接触”来委婉表示。

大象:因其记性和对太阳的崇拜而著称。

动物:“动物能够开口说话就好了,它们中一定会有一些比人更聪明。”

福楼拜思想中的一个核心部分是,他认为人不仅仅是有思想的动物,同时也是需要拉屎撒尿的动物,我们必须把这种率直的理念纳入世界观。他对舍瓦利耶说:“我们的身体里有泥土和粪便,还有比猪和阴虱更卑劣的本性,我不相信它们包容着任何纯洁和精神的东西。”这并不是说人类没有任何高于动物的地方。只是福楼拜所处时代的伪善和假道学使他萌生心念,以人类的种种不足来警策世人。因此,他不时地会站在当众小便者的一边,有时,他甚至同情马奎斯·德·萨德的观点,为鸡奸、强奸、乱伦和未成年者性行为等作辩护。(他曾对舍瓦利耶说:“我刚读了知名评论家让宁关于萨德的传记文章。这文章使我心生憎恶——是对让宁的憎恶,因为很显然,他是在以仁慈、道义和被奸污的处女的立场进行说教……”)

福楼拜有丰富的美感。他喜欢紫色、金色和碧绿色,对埃及建筑的颜色更是欢喜不已。英国旅行家爱德华·莱恩在其著作《现代埃及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俗》中对埃及商人住所的典型设计作了如下描述:“除了斜条格构的窗户,还有一些别的装饰,如彩色玻璃拼成一些花束和孔雀图案,还有一些灰色的和艳彩的装饰,或者仅仅是一些奇幻的图案……在一些公寓抹有泥灰的墙面上,有当地穆斯林艺人简单率真的画作,有画下埃及神殿的,有画穆罕默德墓的,也有画花卉及其他东西的……有时墙面只刻绘一些阿拉伯的格言警句,用的是美术字体,也不失为一种漂亮的装饰。”

《开罗的私人宅第》,出自爱德华·莱恩1842年出版的《现代埃及人》一书

这里只是按主题将词典中的一些词条进行归类,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法国不满的方方面面,而这也正是他对埃及充满狂热的根本原因。

对异国(及其动物)的偏执和无知

在给他母亲的信中,福楼拜非常准确地陈述了埃及之行带给他的收获:“你问我,我所眼见的东方是否同原有的想象相符。是的,是相符的;而且超乎我的想象,这里的一切极大地扩展了我先前对东方的狭隘观念。以前对东方的一些模糊不清认识,现在都变得具体清晰起来。”

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因为风而四散各地,然后在一个国家出生,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之地;但是,和福楼拜一样,我们长大成人后,都有依据内心的忠诚来想象性地重造我们的国家身份的自由。如果我们厌烦了自己正式的国籍(在福楼拜的《成见词典》中,“法国”的解释是“看着旺多姆纪念碑,人们一定会因为自己是法国人而无比自豪”),我们可以回复到真正的自我,不再是诺曼底人,而更像是一个贝都因人,在干热的南风中快乐地骑着骆驼,坐在快餐店里用餐,毫不忌讳身旁有驴子拉屎,也乐于参与爱德华·莱恩所谓的“淫秽而放肆的谈话”。

坎普的说辞并非全无根据。旅行至阿斯旺附近时,福楼拜曾陷入沮丧,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埃及的庙宇已经太让我厌烦了。它们是否会像是布列塔尼的教堂,比利牛斯山的瀑布?噢,存在着必然性!做你该做的事吧!在不同的环境里(尽管你可能一时反感),永远表现出你应该表现出来的样子,不管你是一位年轻人,一位游客,一位艺术家,或者是一个儿子,一位公民!”在菲莱,福楼拜没住几天,便在日记中继续写道:“这个地方没有让我兴奋起来,我情绪低落。噢,上帝呀,厌倦到底是什么呀?为什么总是与我形影不离?……无聊之纠缠于我,有如德伊阿尼拉的毒衣之缠裹赫拉克勒斯!更为糟糕的是,无聊是在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咀嚼我的灵魂。”

共夫的女子:所有东方女人都是共夫的女子。

(ⅱ)拉屎的驴的异域情调

路易斯·阿格仿大卫·罗伯斯的石版画《开罗的丝布市场》

1841年(福楼拜已经离开鲁昂,遵从父亲的意愿在巴黎学习法律),他又完成了小说《十一月》。小说的主人公成天将自己想象成东方的商人,无暇关注铁路、资产阶级的文明和律师:“啊!骑在驼背上!前方,是红艳的天空,棕褐色的沙漠;在燃烧的地平线上,是起伏的沙丘,延伸到无穷的远方……夜幕降临,人们搭起帐篷,给骆驼喝水,生起篝火以驱走胡狼,但耳边还是能够听到在沙漠深处胡狼凄厉的嗷叫;到了早上,人们在绿洲给葫芦灌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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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在异国被公寓前门这样微不足道的东西诱惑?为什么仅仅因为那里的有轨电车,因为那里的人们几乎不在家里装窗帘,我就深深地陷入对它的爱恋?不管这些由异国的细小(和无声)的事物所引发的强烈反应看上去是多么荒谬,这情形至少同我们的私人生活有相通之处。在个人生活中,我们也会因为一个人给面包抹黄油的方式而喜欢上他,也可能因为他对鞋子的品位而憎恶他。如果我们因注重这些细节的东西而自责,那么我们必将忽视生活中的细节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含义。

福楼拜沿着尼罗河而下的整个行程中从未停止过对库丘珂的怀念。在从菲莱到阿斯旺的返程中,福楼拜和坎普在埃斯纳再度停留,并再次探访了库丘珂。这次见面只能让福楼拜愈发伤感:“无边的悲哀……这就是结局!我将再也不能见到她。记忆中,她的容颜将慢慢消失。”事实是,这以后,福楼拜终其一生都未忘却库丘珂的容颜。

就福楼拜而言,对东方的凝视能帮助他从自己的生活环境中解脱出来,暂时将那种富足却委琐的生活以及世俗的思维定势抛于脑后。对中东的描写充斥于他早期的创作和通信。1836年,他才15岁(他还在学校学习,但一直幻想如何刺杀鲁昂市长),便创作了小说《愤怒与无助》。福楼拜通过小说的主人公欧姆林先生表现出了他对东方的幻想和渴望:“啊,东方!东方热辣的太阳,东方澄碧的蓝天,东方金色的光塔……还有那跋涉在沙漠之上的骆驼商旅;啊,东方!……东方有着棕褐橄榄般肤色的女人!”

这个12岁的男孩对鲁昂——事实上,对整个法国——充满了轻蔑。他在写给学校时的朋友舍瓦利耶的信中表示,对这所谓的“优秀文明”他只有蔑视,尽管这个文明已经制造出了“铁路、监狱、奶油馅饼、忠诚和断头台”,并以此自傲。他的生活“徒劳乏味,毫无新意,并充满艰辛”。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常希望自己毙掉过路的行人。我太无聊了,实在是太太无聊了!”在创作中,他常常会涉及到在法国,特别是鲁昂生活的无聊。“今天我简直是无聊透顶了,”在一个糟透了的星期天行将结束时,他这样写道。“外省的景色是多么的迷人,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又是多么的有趣。他们谈论的是税费、道路的修整……。‘邻居’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字眼。为了强调‘邻居’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它永远都应该是大写的‘邻居’(neighbour)。”

为什么福楼拜如此欣赏骆驼?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认同骆驼的恬淡韧毅和朴拙单纯的天性。骆驼忧伤的表情,骆驼拙朴中透出的宿命般的生存能力,都让他感动。埃及人的天性中似乎也有骆驼的影子:在静默中表现出一种勇毅,一份谦恭,同福楼拜周围的法国中产阶层的傲慢天性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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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尽管福楼拜希望能摆脱他所认为的欧洲现代资产阶级的那种极端的愚蠢,但他发现,不管身处何地,这种愚蠢无时不伴随着他:“愚蠢是一种顽固的东西;如果你试图从你的生活中根除这种愚蠢,那么,你的生活也就随之毁掉了……在亚历山大,一个叫汤普逊的家伙——他是一位来自桑德兰的游客——将自己的名字刻在庞培柱离地6英尺高的地方。在1/4英里外你就能看见他的名字。只要你看到了庞培柱,你必然就会看见‘汤普逊’的字样;自然,你就会联想到汤普逊其人。这白痴已成了纪念柱的一部分,并使自己同庞培柱一起万世留名。我能说什么呢?他用巨型的字母刻写了他的名字,这份壮观几乎让庞培柱相形失色……所有白痴差不多都有桑德兰的汤普逊这种德性。一生中,在那些最美丽的地方和那些最精致的景观前,我们不知会碰上多少个这样的白痴!旅行中,也会遇上无数……因为仅仅是擦肩而过,之后,我们尚能一笑,因而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境况,在日常生活中,白痴最终都会让人恼怒不已。”

我之所以对阿姆斯特丹表现出如此的热情,是和我对本国的不满相关的。在我自己的国家里,缺乏这种现代性,也没有这里素朴单纯的美感,有的只是对都市生活的抗拒和封闭保守的心态。

这个指示牌之所以让我快乐,原因之一在于它是第一个肯定的见证,表明我已经到达了一个“别的地方”。它是异国的一个标志。也许对那些不太注意的人来说,这指示牌并不显眼,但在我的国家里,这类指示牌是决不会以此种形式出现的。首先,它的黄色不会如此鲜亮,上面的字体可能会柔顺些,并更多怀旧色彩;其次,它也不会考虑外国人是否会弄不清方向,不会加上其他语言的提示或副标,而且单从语言上看,指示牌上也不会出现并置的字母a,这种特别的重复,说不清为什么,让我感觉到自己正置身于另一种历史和另一类民族心态之中。

铁路:有人喜形于色地说道:“先生,我现在可以同你交谈,可就是今天上午,我还在x地。我乘火车到x地,在那里处理完事务,到x点钟时,我又回到了这里。”

先来考察一下福楼拜对法国的情感,这对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为何能在埃及发现异国情调应该是不无帮助的。在埃及,那些让他既感新奇又觉得有意义的异国情调的方方面面,在法国则往往让他觉得极度的愤怒。让他们感觉愤怒的也就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的信仰和行为。早在拿破仑王朝倾覆之前,小资产阶级便已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决定着法国新闻、政治、行为方式和公众生活的总体趋势。在福楼拜看来,法国小资产阶级是一个极端虚伪、势利、自鸣得意、虚夸和歧视其他种族的社会阶层。“奇怪的是,这些小资产阶级最陈腐的论调有时竟让我感到惊诧,”他强压愤怒,抱怨说,“这些小资产阶级让我觉得不可理解!我全然不能明白他们的一些手势、他们中一些人发出的声音,还有他们让我觉得眩晕的愚蠢论调……”尽管如此,他还是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来理解这一切,其努力体现在他的著作《成见词典》一书中。该词典带有强烈的讽刺意味,收录了法国资产阶级最明显的一些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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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艺术事业的怀疑

老人:只要讨论洪水、暴风雨等,老人们都会说这是他们所见过的最猛烈、最糟糕的一次。

为什么这种声的喧嚣和色的斑斓能打动福楼拜?福楼拜认为,生活本质上是混乱和喧嚣的,除了艺术作品,其他创造秩序的企图只是吹毛求疵和假正经,因而背离我们的现实生活。1851年9月,埃及之旅结束才几个月,他便到伦敦旅行。在给路易斯·科莱的信中,他谈及他的感受:“我们刚去了海格特墓地。相形于埃及和伊特拉斯坎的建筑,这墓地有太多矫饰和做作!它太过整饬,太过清洁!似乎墓里的人都是带着洁白的手套死去的。我讨厌墓地周围那些有着平整花圃且群花绽放的小花园。那种对称的布局在我看来似乎是源自于某部拙劣小说中的描写。至于墓地,我还是喜欢那些破败、坍塌和荒芜的墓地,其四围荆棘丛生,杂草疯长,还有一只从附近原野跑来的牛在那里悠闲地啃着嫩草。毫无疑问,这肯定比看到穿着制服的警察要强。秩序是多么荒谬的东西!”

相信进步,夸耀科技

“骆驼是最让人心动的东西之一,”福楼拜在开罗时写道,“它是个奇怪的动物,行走时有如驴子,步履蹒跚,同时还像天鹅般摇晃着自己的脖子,我很喜欢看着它,并乐此不疲。它们的叫声短促,伴着喉部的颤音,我已经摹仿很久,嗓子都有些累了,真希望我能摹仿出它的叫声,但这的确很难。”离开埃及几个月后,他写信给一位亲友,列出了在埃及最让他心动的事物:金字塔、凯尔奈克的庙宇、君王谷、开罗的一些舞蹈艺人,一位叫比尔贝斯的画家。“但最能打动我的还是骆驼(千万别以为我是在开玩笑),你很少能找到别的什么,比忧郁善感的骆驼更奇特、更优雅。你必须得到沙漠中,看着地平线上,它们像士兵一样排成单列向前行进。它们的脖子,鸵鸟般前伸,不断前行……”

枪:在乡下切记带枪。

金发白肤女人:比黑发黑肤女人更热辣(参见词条“黑发黑肤女人”)。

建筑师:都很弱智;总是忘记在建筑物内设计楼梯。

路易斯在回复中表示,把福楼拜视为中国人或阿拉伯人是荒谬的。几天后,我们的小说家在给路易斯的回信中作了回应,坚持和强调了自己的立场,并显得有些不耐烦:“与其说我是现代人,不如说我是古代人;与其说我是法国人,不如说我是中国人。祖国的观念,亦即一个人必须生活在地图上用红色或蓝色所标示的一小块土地上,并且仇恨那些生活在用绿色或黑色标示的地块上的人们,在我看来,这是狭隘、蒙昧和极端愚蠢的。我是所有活着的生物的兄弟,是人的兄弟,同样地,也是长颈鹿和鳄鱼的兄弟。”

拳头:统治法国需要铁拳。

19世纪上半叶,异国情调一词成了中东的代名词。1829年,维克多·雨果出版了他的组诗《东方集》。在诗序中,就有这样的表述:“我们所有的人都比以前更为关注东方。东方已然是众多人魂萦梦绕的地方,也是本书作者向往之地。”

两位东方迷1849年10月底离开巴黎,从马赛上船,经历了海上惊涛骇浪的颠簸后,于11月中旬抵达亚历山大。“船再过两个小时就要到埃及的海岸了。我们随军需官到了船头,可以看见阿拔斯王朝帕夏的宫殿,从蔚蓝的地中海望去,它像是一个黑色的圆穹,”福楼拜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太阳正从它的穹顶下落。我便是透过,或者说正是在这像是熔化在海面上的银色辉光里得获我对东方的第一眼印象。不久海岸变得清晰起来,最早看见的是岸上的两只骆驼,它们的主人牵着它们;随后,看见的是码头上一些安然垂钓的阿拉伯人。在一片震耳欲聋的喧嚣声中我们开始上岸了:你左右都能听到黑人男人的声音,黑人女人的声音,骆驼的叫声,缠着头巾的人的声音,棒喝的声音,还有粗嗄刺耳的喊叫声,总之,你能想象多闹便有多闹。还有那众多的色彩,我像大啖稻草的驴子般,狼吞虎咽着眼前的五光十色。”

《圣经》:世上最古老的的书。

英国女人:对她们能生育漂亮孩子表示惊讶。

找个地方来替代“可爱的法兰西”也许不切实际,但这封信里所潜含的要旨,即是风将他吹到这个国家的信念在他长大成人后仍被重复提及,并得到了更合理的解释。埃及之旅结束后,福楼拜试图向路易斯·科莱(“我的苏丹”)解释他的国家身份的理论(但与种族和性别无涉):“至于说祖国,也就是可以在地图上找到的、用红色或蓝色界线分隔出来的一小块地方,这种观念是不对的。对我来说,祖国是我热爱的国度,换言之,是一个给我梦想,让我舒畅的国度。在我身上,中国人的特性并不比法国人的特性少,而我们战胜了阿拉伯世界的事实并不能让我高兴,相反,我为阿拉伯世界的失败而悲伤。我热爱那些粗犷、韧毅、刚强的国民——他们是最后的原始人。中午,他们躺在骆驼肚皮下的阴凉里,一边吸着长长的烟管,一边取笑我们所谓的优秀文明,他们的取笑让‘优秀文明’里的人震怒不已……”

在异域,一个有吸引力的人除了具有我们本国人所具有的魅力外,他所处国度的异域情调也让他生辉不少。如果爱是寻求那些我们自身所不具备、却为我们所爱之人独有的个性魅力,那么,当我们和异域情人相爱时,我们更有理由期待自己融入一种我们自身文化所缺失的价值和观念之中。

意大利人:都懂些音乐,都不可靠。

我们在异域发现的异国情调可能就是我们在本国苦求而不得的东西。

棕榈树:体现地方色彩。

黑人:对自己白色的唾液感到奇怪,并因自己能讲法语而诧异的人。

男子气概,庄重

假道学,压抑的性欲

法国人: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

圣餐:第一次圣餐: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

“昨天我们在开罗最好的一家餐馆用餐,”福楼拜回到巴黎几个月后写道,“和我们同时在店里的还有一只正在拉屎的驴子,一个在餐馆一角撒尿的男人。没有人觉得这有任何的不妥,也没有人表示任何的不满。”在福楼拜看来,他们这么做是对的。

对埃及的正确了解意味着发现一个新的世界,它同从鲁昂远距离观照而形成的埃及意象不尽相同。自然,失望也是难免会有的。埃及之旅后过了很多年,福楼拜已是知名作家;坎普则不再是他的朋友,并热衷于攻击福楼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依据坎普的记述,福楼拜在尼罗河上的日子同他在鲁昂时一样无聊:“我兴奋异常,但福楼拜却正相反。他沉默而拘谨。他不喜欢各处走动,也不喜欢采取什么行动。他也许喜欢旅行,但只要可能,他更愿意不被干扰,手脚横陈地躺在沙发上看着各种风景,各类古迹和不同的城市在电视屏幕上以全貌的形式自动地展呈出来。我们刚到开罗才几天,我就看出了他的厌倦和无聊:尽管这次旅行是他多年来的梦想,是他原以为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但旅行并没有带给他满足感。我曾相当直率地对他说:‘你如果想回法国,我可以让我的仆人陪你回去。’他回答说:‘不成,既然已经开始这次旅行,我就得坚持到最后。你安排旅行的日程,我会尽可能地配合——对我来说,往哪走都无所谓。’在他看来,那里所有的庙宇都一样,所有的清真寺都雷同,所有的风景皆无二致。我不清楚当他凝望大象岛时是否在思念索特维尔的草坪,而当他注目尼罗河的时候,是否在盼着快快见到塞纳河?”

福楼拜发现埃及文化能坦然接受生活的双重性:粪便—心智,生—死,纯洁—性欲,疯狂—理智,对此,他乐于接受。人们可以在餐馆里尽情地打嗝。在开罗街头,一个只有六七岁的小男孩经过福楼拜的身旁时高声问候说:“我祝福您百事兴旺,特别祝福您有一根长长的肉棍。”爱德华·莱恩也注意到了埃及文化中的双重性,但可以想见,他的反应更近于让宁而非福楼拜:“在埃及,人们不分性别、不计身份,一味耽溺于最低级的、庸俗的交谈,即便最有德性、最受尊敬的女性也不例外。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口中,你同样能听到淫秽的话语,这些话语只适合于在低级的妓院里使用;在我们国家连妓女都极可能羞于启齿的事物和话题,在埃及却为那些最为优雅的女性所津津乐道,她们丝毫不曾意识到她们的谈话是多么的失礼,也毫不顾及在场的男性听众。”

如果我们了解福楼拜的这些想法,我们就会明白他对中东有着特别的兴趣决非偶然,也不只是追求时尚。东方同他的性情有着逻辑上必然的契合。我们可以在他个性中的一些主要方面找出他强烈喜欢埃及的理由。他自身的一些想法和价值观念并不见容于他所生活的社会,但在埃及,这些想法和观念却能大行其道。

蛇:都是有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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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少年时代起,福楼拜就对法国的自我优越深恶痛绝——在其小说《包法利夫人》中,通过对药剂师霍梅斯这位最可憎的人物的残酷的科学信仰的描写,表达的正是这种深恶痛绝。他还给未来描绘了一个更为悲观的前景:“一天又结束了,呸!这是一个威力无穷的词,它能在你遭遇任何人间苦境时给你带来安慰,所以我喜欢反复说:呸!呸!”这是一种处世的哲学,在埃及,可以在骆驼伤感、尊贵却带一点调皮的眼神中找到答案。

有人问苏格拉底他从哪里来,苏格拉底回答说,他来自世界而非雅典。福楼拜生于鲁昂(在他年轻时的记述中,鲁昂有如地狱,在那里,中规中矩的公民们在星期天因为太过无聊,只好“可笑地手淫”),但他的另一面,阿布·尚纳卜,胡子之父,也许会回答说,他,福楼拜,也有理由属于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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