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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我受邀到马德里出席一个3天的会议,会议预计在星期五下午结束。由于我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城市,而又听说这里有一些名胜古迹(显然不限于博物馆),我决定留下来多住几天。接待我的朋友为我在旅馆租了一间客房。这间旅馆就坐落在城市东南部、一条树木林立的大街上。从这里可以俯视一座庭院。有时,我会看到一位个子矮小、长得很像菲利普二世的男子,站在那里一面抽着烟,一面用脚轻叩着我想应该是通往地窖的一扇铁门。星期五傍晚,我很早就回房休息。我并没有向接待我的友人透露,我准备在这里度过周末,因为我担心那样会增添他们的麻烦,反倒对大家都不好。不过,这意味着我的晚餐将没有着落。在走回旅店的途中,我没有胆子去路边的餐馆一探究竟。很多地方都是黑漆漆的木屋,好些餐馆的天花板都垂吊着火腿。我害怕成为众人好奇和怜悯的焦点,于是,我在客房的点心吧里拿了一包辣味薯片,看完卫星电视新闻后倒头便睡。

爱德华·恩德:《洪堡和庞普兰德在委内瑞拉》,约1850年

“我早年的时候,就有一股欲望,想要远行到欧洲人很少涉足的地方,”他回忆道。“研究地图和阅读旅游指南充满神秘感并引人入胜,有时实在难以抗拒。”这位年轻的德国人的确很适合追求自己的理想,因为除了惊人的体力外,他在生物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和历史方面都是行家。在格丁根大学求学时,他结识了曾经陪伴库克船长第二次出航的博物学家福斯特,并且掌握了分辨植物和动物种类的技巧。毕业后,洪堡一直寻找机会到偏远而不为人知的地方旅游。到埃及和麦加旅游的计划在最后一分钟告吹,不过1799年的春天,他有幸遇到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并说服了国王资助他到南美洲进行探险。

1799年夏天,一位名叫亚历山大·冯·洪堡的29岁德国人,从西班牙的拉科鲁尼亚海港起航,踏上南美洲探险的旅程。

这种成就也许很少或者不可能是一个人一生所能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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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洪堡从拉科鲁尼亚启航时,南美洲对于欧洲人来说相当陌生。韦斯普奇和布甘维尔曾经绕着南美洲的海岸环行,拉·孔达铭和布给也曾经勘察过亚马孙和秘鲁的山河,但是当时还是没有精确的南美洲地图,也没有关于那里的地质、植物和原住民的任何资料。洪堡将欧洲对于南美洲的认识提高到另一个层次。他沿着南美洲北部的海岸线和南美洲内陆,行进了15000公里,一路上采集了1600个植物样本,并发现了600个新品种。他根据计算精确的天文钟和六分仪所测量出的数据,重新绘制了南美洲的地图。他研究了地球的磁场,并且是首个发现离开地球两极越远,磁场就越弱的人。他也是第一个描述橡胶树和金鸡纳树的人。他画出连接奥里诺科河和内格罗河的流域。他测量出气压和海拔高度对植物种植的影响程度。他研究了亚马孙河盆地土人的宗族仪式,也发表了关于地理和文化特征之间关系的理论。他比较了太平洋和大西洋海水盐分的含量,还提出了海潮的观念,并意识到海水的温度受海潮的影响,远大于纬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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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丰富生命”而从旅行中获取知识意味着什么?尼采提供了一些建议。他想象有这么一个人,对德国文化的现状和任何尝试改善它的办法皆感到沮丧。这个人到了意大利的一座城市,比如锡耶纳或佛罗伦萨,竟发现广为人知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只不过肇因于几个意大利人之努力。他们凭着运气、毅力和恰当的赞助人,使整个社会风尚和价值取向得以变更。这位德国旅客学会从他人的文化中寻找“曾经在过去充实‘人’的概念并使它更完善的东西”。尼采还说道:“历史中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一些对过往的伟大事物进行反思的人,他们从中获取力量,深深感受到人类生命的辉煌灿烂。”

我试图设想一本没有任何先入之见的马德里旅游指南,想想我会如何按主观喜好对这里的所见所闻作一次评估。就我的兴趣指数而言,我会对西班牙饮食多肉少菜这一点给予三星(在这里的最后一顿正餐中,我只吃到了几根薄薄、白白的芦笋,其余的菜肴全都是肉类)。另外,我也会对普通百姓听似高贵且冗长的姓氏给予三星的兴趣指数(负责安排会议的助理,有像一列火车那么长的姓氏,由“de”或“la”衔接,这些称呼代表了祖先的城堡,忠实的仆人、一口旧水井和饰有纹章的外套。这与她现实中的生活形成了对比:一辆沾满尘土的西特伊毕沙型汽车和一栋靠近机场的小型公寓)。此外,我对这里男人长着小脚感到好奇,新市区里的建筑体现出人们对现代建筑风格的取舍,这也同样令我兴趣盎然。例如,我在这里发现,一栋建筑的现代性比它是否美观更为重要,就连一眼就觉得难看的古铜色外观也无所谓(现代性似乎是期盼已久的东西,人们需要感受到它的强烈程度,以弥补过去停滞不前的时代),如果我能够依据好奇心的驱使决定什么是有趣的,而不是被一本有着绿色封面、影响力极强的《米奇林马德里道路指南》所左右,那么我主观上认为以上所说的,都应该名列马德里趣事中。而那本旅游指南具有很强的磁场作用,把读者心中好奇的指针拉往王室赤足女子修道院内,那些走起来有回声的走廊上一道褐色楼梯。

洪堡却没有感到这种威慑。当时很少欧洲人到过他留下足迹的地域,他者的缺席,正好给洪堡提供了自由的想象空间,使他能凭自己的感觉决定自己对什么产生兴趣。他能自如地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无须遵循或刻意推翻他人的权威。当他到达处在内格罗河旁的圣费尔南多传教会时,他可以自由地设想这里的一切都是有趣的,又或许根本没任何有趣的东西。他的好奇心指向了植物,这对洪堡游记——《旅程》——的读者而言并不会感到意外。在谈到圣费尔南多最有趣的地方时,他写道:“我们在圣费尔南多最感到惊讶的是栗椰子。它的出现为这里的乡间带来了独特的风貌。这种植物长满了刺,而树干高度超过了60英尺。”接着,洪堡测量了这里的气温(很热),并注意到传教士住在布满藤蔓植物的宅子内,它们周围都有花园,非常漂亮。

知识是有其用途的。对于测绘师和研究德·莫拉作品的学生来说,测量大广场北侧的尺寸是有用的。对气象学家来说,获知马德里中部四月天的气压也是有用的。库马纳仙人掌的圆周为1.54米。全欧洲的生物学家对洪堡的这个发现,也感到特别有兴趣,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仙人掌可以长得这么粗大。

这样的区分未必是错的,但是它却造成不良的影响。当旅游指南对一个景点赞赏有加时,它无形中产生一股压力,迫使读者接受其权威性,缔造一股热忱,至于景点会使游客感受到沉默、幸福还是兴致勃勃,它则毫不关心。早在未进入三星级的王室赤足女子修道院之前,我就晓得自己得配合这种源于权威的热忱:“这是西班牙最美丽的修道院。有壁画装饰的楼梯看起来十分堂皇,上方则是回廊,这里的小礼拜堂一间比一间更奢华。”或许旅游指南还应该加上这句话:“那些不同意以上说法的游客必定有问题。”

到马德里观光的游客不得不对皇家宫殿产生兴趣。这座18世纪的皇族居所因为其奢华的洛可可中国风格宫室而闻名,它出自那不勒斯设计师加斯帕里尼之手。然而不到一会儿,我们的视线又不得不转向苏菲娅王后艺术中心,这座用石灰粉饰的建筑专门收藏20世纪的艺术作品,镇馆之宝是毕加索的画作《古尔尼卡》。然而,照情理看,一位想对18世纪皇家建筑风格有更深层了解的游客在观赏皇家宫殿后,应该前往布拉格或圣彼得堡的宫殿参观,而不是美术馆。

我在马德里的探索之旅最终确定由一位女仆来负责接待。她曾3次提着一篮的清洁剂和一把扫帚闯进我的房里,见我缩进被单里,她还用夸张的嗓门喊道:“喂!对不起了!”临走前把门甩上之际,她还刻意用手上的东西撞击大门,发出很大的声响。由于我不想第4次经历此种遭遇,便换上衣服,在旅馆餐室叫了热巧克力饮料和一碟奶酪条,然后前往旅行指南称为“旧马德里”的地方:

我站在卡瑞塔斯街和“太阳门”的交叉处一角。这里隐约构成一个半月形区域,有座卡洛斯三世(carlos ⅲ, 1759—1788)骑马的塑像。这天阳光明媚,有许多旅客一面照相,一面听导游的讲解。我则越发焦急地想知道自己在这里应该做些什么、想些什么。

这个术语是尼采所提出的。他在1873年的秋季写了一篇文章,他对探险家或学者们的论据收集以及运用已知论据丰富内在精神这二者进行辨析。和一般大学教授不同的是,他对前一项活动不屑一顾,对后者却褒赞有加。在这篇名为《历史对于生命的用途和损害》的文章中,尼采一开始便非同凡响地声明:以类似科学的方法收集论据是徒劳无功的。真正的挑战在于运用这些数据来升华我们的“生活”。他引用歌德的一句话说:“我厌恶所有那些只提供指示,却未能丰富或鼓动我活动的东西。”

当洪堡绕着一株仙人掌打转,或在亚马孙测量温度时,其好奇背后的驱动力,肯定源于一种服务他人的意识,因此就算他受到疲劳和疾病的威胁,这种意识也能够支撑他。洪堡发现,几乎所有关于南美洲的现有资料都与事实不符,或疑问重重,他因此有机会对它们一一修正。1800年他航海到哈瓦那,他甚至发现这个西班牙海军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在地图上的位置也是错误的。于是,他取出自己的测量仪器,重新确定了正确的纬度。一名西班牙元帅为此还请他吃了一顿晚餐,以示感激。

保罗·戈西仿查理·本特列的石版画《奥里诺科的埃斯梅拉达》

我坐在普罗文西亚广场的咖啡厅,承认自己不可能再有什么新的发现。我的旅游指南上的一段文字更加强了这一点:

这里我们还碰到另一个问题:那些到过此地的探险家,在有所发现的同时却也宣判了它们当中哪些是有意义的、哪些则没有。久而久之,这就决定了马德里的价值所在,并且变成了不可推翻的真理。维拉广场属于一星级,皇家宫殿属两星级,王室赤足女子修道院属三星级,而东方广场则一星都没有。

我们当然阻止不了他,更恰当的做法应该是对他表示支持和敬意。但在对他的旅程表示钦佩时,我们或许也不应该排除对那些身处醉人的城市,却偶尔有强烈赖床的想法和想立即回家的旅人表示一些同情。

实用的知识能够引起群众的共鸣。当洪堡于1804年8月把自己有关南美洲的研究结果带回欧洲时,他受到许多兴致勃勃的人的包围和热情款待。抵达巴黎的6个星期后,他在座无虚席的皇家学院宣读了他的第一份旅行记录。他指出了南美洲海岸太平洋和大洋洲海水的温度差异,也描述了森林里不同种类的15种猴子。他打开20个箱子,展示了各种化石和矿物样本,吸引与会者纷纷挤到前台围观。经度研究局向他索取天文观测的资料,天文台则要了他有关气压的数据。他受到夏多布里昂和施特尔夫人的宴请,也受邀加入只有名流(如拉普拉斯、贝托莱和盖吕萨克等)才有资格参加的阿奎尔学会。在英国,赖尔和胡克熟读他的作品,而达尔文也对他的大部分发现烂熟于胸。

以后,洪堡离开欧洲长达5年的时间。他回来后,在巴黎定居,并在接下来的20年内出版了一部30册的旅游集《新大陆赤道地区之旅》。这部规模宏大的著作确实反映出他的非凡成就。爱默生曾写道:“洪堡是众多世界奇迹之一,就像亚里士多德、尤利乌斯·恺撒和克赖顿一样,仿佛在不同时代里展现了人类智慧的潜能,包括其力量和各种才能,他可说是一个‘全能’的人。”

早期为洪堡立传的作者施瓦岑贝格,将其著作的副题命名为:“一生所能缔造的成就”,并把洪堡特别好奇的事物归纳为5个方面:其一,对地球及其居住者的知识;其二,对主宰宇宙、人类、动物、植物和矿物的更高自然法则之发现;其三,对新生物的发现;其四,对已发掘但未完整认识的陆地及其各种物产的发现;最后,对新认识的人种及其风俗、语言、文化历史遗迹的了解。

评判我所学的任何东西,都应以它是否让我受益为准则,而不是考虑它是否满足他人的利益。我对事物的发现应该让我更具活力:它们必须以某种方式使我“生命升华”。

在前往南美洲的船上,他已经展开研究。从西班牙航行到新格拉纳达,即今委内瑞拉海岸库马纳的途中,他每两个小时就测量一次海水的温度。他记录了六分仪所测出的数据,还在船尾系上一个鱼网,然后把当中他所看到或找到的所有海洋动物记录下来。他一踏上委内瑞拉的土地,就立即投入对库马纳一带植物的研究。库马纳这座城建立在石灰质岩的丘陵地上,丘陵上长满像蜡烛般的仙人掌,枝干延伸出去,像是长了一层苔藓的枝形烛台。一天下午,洪堡量了一种仙人掌的圆周,测出的数据是1.54米。他花了3个星期的时间,测量了海岸上更多的植物,然后就进入内地,转移到新安达卢西亚的深山进行探索。他领着一头驴子,驴子驮着一个六分仪、一支测量磁性变化的磁倾针、一个温度计和一个测量空气湿度的索绪尔湿度表(一种用毛发和鲸骨做成的仪器)。洪堡对这些仪器善加利用。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们一走进森林,气压计就显示,海拔高度增加了。在这里,树干形成了一个奇景:这里的草本植物长有轮状树枝,像蔓藤般生长到8至10英尺高,形成环圈,在我们的前路随风摇曳。大约下午3点,我们在一个叫做奎特普的小平原停下脚步,该平原海拔190突阿斯(突阿斯,长度单位,每突阿斯约等于1.95米)。平原上的几间茅屋旁有一条小溪,印第安人都认为小溪的水既清新又有益健康,我们发觉溪水的确很好喝,它的温度不过摄氏22.5度,而周围空气的温度是28.7度。”

这座由波纳维亚设计的长方形教堂,是少数从18世纪意大利巴罗克建筑风格获得灵感的西班牙教堂。它弧形的外观以精致的塑像点缀,展现了内外线条之美。拾阶而上,可以看见圣尤斯图斯和圣帕斯托尔的浮雕。这座教堂正是为纪念这两位圣者而建。教堂的椭圆形屋顶与拱形的屋檐交叉着,而且灰泥粉饰浓重,使教堂内部显得优雅高贵。

这种危险因为地理原因而进一步加剧。同座城市中的建筑物或纪念碑可能不过咫尺之遥,然而鉴赏它们所需具备的能力却有天渊之别。我们到一个或许不再重游的地方观光,觉得自己有必要接二连三地观赏一系列景物,然而这些景物,除了地理位置相近,别无其他联系可言。实际上,要求人们对各个景物都有适当的了解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不同的鉴赏能力是很难在同一个人身上找到的。我们受到感召,对一条街上的哥特式建筑风格产生兴趣,接着我们的注意力又得迅速转向伊特鲁斯坎的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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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马德里,一切都已经知晓,所有的事物都已经测量好。大广场的北侧长约101.52米。它是在1619年,由德莫拉建成的。这里的温度是摄氏18.5度,风向朝西。大广场中央的菲利普三世骑马的雕像高5.43米,是由詹博洛尼亚和皮耶罗·塔卡合力铸造而成。旅游指南介绍这些详情时,偶尔显得有些急切。接着,它又指引我来到圣米格尔教堂。这是一座灰色的建筑物,为了不被游客一眼带过,它建得与众不同。书上这么写道:

对于洪堡而言,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大自然会出现地域性的差异?”而站在圣弗朗西斯科大公教堂前面的人,心中想到的问题则可能是:“为什么人们觉得有必要建教堂?”或者甚至会问道:“为什么我们崇拜上帝?”这样天真的问题可能引发一连串的好奇和进一步的质疑,例如:“为什么各处的教堂都不一样?”“教堂的主要建筑风格是什么?”“教堂的主要建筑师是谁?他们为何取得成功?”惟有经历好奇心的漫长演化,看到莎巴提尼设计的具新古典形式外观的大教堂,才会觉得欣喜,而不会陷入无聊、沮丧。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时,却觉得非常疲累,血管就像被砂糖或细沙堵塞着似的。阳光从粉红和灰色的塑料窗帘透进来,而外边巷子传来车水马龙的声音。桌上摆放着几本旅店提供的关于这座城市的杂志,以及我从家里带来的两本指南。它们都以不同的描述,向我们展示着一座充满刺激、五花八门的城市——马德里。它由纪念碑、教堂、博物馆、喷泉、广场和购物街所组成,正等待我去欣赏。然而,尽管这些景观我听得多了,也知道难得一见,我却因为自己的惰性和一般兴致勃勃的游客相去甚远而感到无精打采、心生厌烦。此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赖在床上,如果可能的话,搭乘早班飞机回家。

1561年,菲利普二世把马德里定为他的首都时,它只是卡斯提尔高原上的小镇,人口不过20000。马德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发展成为一个强大帝国的枢纽。在摩尔式要塞的后方,出现了狭窄的街道,街道两旁建起了房子和中世纪风格的教堂。要塞后来被哥特式的宫殿取代,最后才成为今天我们见到的波旁王朝式宫殿——皇家宫殿(palacio real)。这座城市因16世纪哈普斯堡王朝的统治而被称为“奥地利人统治时期的马德里”。这段时间,修道院受到资助,教堂和宫殿也建了起来。到了17世纪,增添了“大广场”(plaza mayor),而“太阳门”(puerta del sol)也成为西班牙的宗教和地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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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2年的6月,洪堡爬上了当时公认的世界最高的山峰——海拔6267米的秘鲁钦博拉索火山。他的报告这样写道:“我们不断攀越云层。多处山脊不超过8—10英寸宽。在我们的左方是冰雪覆盖的悬崖,它的表层结了冰,玻璃般闪闪发亮。我们的右方则是可怕的深渊,在800至1000英尺的深处,有许多突出的巨石。”即便是危险重重,洪堡仍对多数人忽略的东西作了细致的观察:“在海拔16920英尺高的雪线上,我们看到了一些长在石头上的苔藓,我们最后一次见到青苔则是比这个高度低2600英尺的地方。在15000英尺的高处,庞普兰德(洪堡的旅伴)捕捉了一只蝴蝶,而一只苍蝇出现在比此处高出1600英尺的地方……”

洪堡的兴奋证明了向这个世界提出恰当问题的重要性。因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讨厌苍蝇与不辞辛劳攀登高峰以研究地理和植物,这两者之间的天壤之别。

如果说我的好奇心远不如洪堡(而回床睡觉的冲动却是那么强烈),那么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旅行的目的有别。对于任何旅人来说,一个为求得真知而进行的旅程,远比一个四处观光之旅得到更多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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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在抵达钦博拉索山脚的营地后,先洗了脚、午睡了一会儿,就几乎立刻开始动笔撰写《有关地理和植物的论述》。他在文中界定了植物在不同高度和温度下的分布情况。他把海拔高度分为6个区。从海平面至海拔3000英尺的高度,生长的植物有棕榈树和香蕉树。蕨类植物生长至海拔4900英尺的高度,而橡树则能生长至9200英尺的高度。接着是常青灌木(如胡椒木和鼠刺),而最高的两个区为高山区:从海拔10150至12600英尺的高度,香草得以生长,而海拔12600至14200英尺的高处则能见到高山草和苔藓。他还兴奋地写道,苍蝇不太可能出现在海拔16600英尺的高度以上。

一个人为何会对苍蝇出现的确切高度产生兴趣?他又为何会关注长在10英寸宽的火山脊上的一片青苔?这份好奇心并非突然产生的;洪堡对这些事物的关注已久有时日了。苍蝇和青苔之所以吸引他是因为它们关系到先前出现的更重大、并且对于外行人来说更能理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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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早在童年时就想到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他在1802年的6月中,对钦博拉索山10英尺宽的山脊上的一只苍蝇产生好奇心。他7岁那年从柏林老家到德国别处拜访亲戚时就问自己:“为什么同一类植物不能在所有的地方生长?”为什么长在柏林周围的树不出现在巴伐利亚?反之也一样。他的好奇心受到他人的鼓励。他得到了大量关于自然界的书籍、一个显微镜以及数位了解植物学的家教老师的指导。他成了家中的“小化学家”,母亲更在书斋的墙上贴上了他完成的植物画作。当洪堡前往南美洲的时候,他已经尝试找出定律,以解释气候和地理环境如何影响动植物。他7岁时对事物所产生的质疑感并未减弱,只是这份好奇心以更复杂的问题形式体现出来,例如:“如果北面是曝露面,那么蕨类植物是否会受影响?”、“一棵棕榈树能够生长的海拔极限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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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从来不被这些问题所困扰。无论他到什么地方去,目的都是明确的,即:发掘事实,验以证之。

好奇心像是由一连串向外拓展、并且有时延伸到深远处的小问题所引起,好奇的轴心就是几个没什么来由的大问题。我们小时候会问:“为什么有善与恶?”“大自然如何运作?”“我为何是我这个个体?”如果环境和个人性情的发展得以配合,我们在成年的岁月中会继续探讨这些问题。人们的好奇心会涵盖更广阔的天地,最后到达什么都觉得新鲜,有趣的阶段。那些混沌的大问题便引出了更细微和深奥的问题。于是我们开始关注生存在山坡上的苍蝇,或者16世纪宫殿中的一幅壁画。我们也开始关心一位早已不复存在的伊比利亚君王的外交政策,或者女人在30年战争中扮演的角色。

尼采提供了第二种旅行方式的建议:通过历史了解我们的社会和身份认同如何形成,从而得到一份延续性和归属感。进行此类旅行的人“超越了个人的短暂生命并感觉到自己是他寓所、种族和城市的灵魂”。他能够凝视着古老的建筑并体验到“一份快乐,即他知道自己的存在并非完全偶然或任意的,而是过去的继承者和成果。因此,一个人的存在是合理的,且确有其存在的意义”。

然而不幸的是,多数的景物不会让游客产生质疑,他们也因此失去了他们应得的刺激和情趣。这些景物往往平淡无奇,不给人任何联想;即便偶尔给人联想,这种联想也只是错误的联想。在交通阻塞频繁的圣弗朗西斯科大街的街尾,是圣弗朗西斯科大公教堂,和它相关联的东西太多了,但是却丝毫未能引发我的好奇。

弗里德里希·乔治·魏奇:《钦博拉索山下的洪堡与庞普兰德》,1810年

我们未能从这份资料中寻找到足以引起好奇感的任何线索,正如同洪堡在山上见到的苍蝇一样,事实资料本身是不会说话的。如果一位游客会对“教堂墙上和天花板上都饰有19世纪的湿壁画和其他画作”产生亲切感(而不是因心虚而屈从),他必定能够把乏味如苍蝇一样的事实资料与大问题联系起来,这也正是其好奇心的落脚处。

旅游因为表面的地理逻辑扭曲了我们的好奇心,这好比大学课程的指定教科书只看其厚度,而不问其主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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