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人的造化让人来到世上,惟一的目的似乎就是让他受罪,果然如此,我们就得为自己对此项使命如此热衷,去向造物主表功。受罪的来由数不胜数:疾病缠身,情场变幻,朋友反目,世态炎凉,还要加上因生活千篇一律而生的郁闷麻木。痛苦既如此之多且没完没了,我们自然巴不得早点死了拉倒。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巴黎,想找份报纸看看的人或许会随手翻开一张名为“不妥协”的报纸。这家报纸刊载新闻追踪、都市花边消息、分类广告、尖酸刻薄的社论,且以此享有名声。该报还另有一招,即隔三岔五弄出些不着边际、大而无当的问题,让法国的名流做答。比如,“尊意以为对令媛当施以何种教育为佳?”再如,“您对改善目下巴黎交通拥挤状况有何高见?”1922年夏天,报上给撰稿人出了这么个挖空心思想出来的问题:

一位美国科学家宣称,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至少这个大陆的大部将被毁灭,遭此巨变,数十亿人将难逃一死。倘该预言应验不爽,在确知死期不远到死亡降临这段时间里,你认为人类对该预言会做出何种反应?再者,据你所想,你在这最后的时刻会做些什么?

果如你所言,我们都将面对死亡威胁的话,我想生活对于我们会忽然变得美妙。想想吧,因为我们的懒惰,总想着来日方长,做何事都能拖则拖,竟致那么多的计划、旅行、恋爱、对人生的探究与我们失之交臂,未见实行!

第一个面对这人类、地球均遭没顶之灾的惨淡图景做答的名人,是位名叫亨利·波尔多的知名文人,此人现已无人问津,当时却是大名鼎鼎。他断言,预言会令大多数人乱作一团,径奔离得最近的教堂,要不就是窜入最近的卧室。他本人则不会狼狈至此,他会利用这最后的机会去登山,尽赏阿尔卑斯山美景,礼赞奇妙的大自然。另一做答的巴黎名流是位叫贝尔特·鲍维的名伶。她没说自己将有何举措,倒是要让读者来分担她有点不大好说出口的隐忧——男人对其行为的长远后果没了任何顾忌,岂不是要变得无法无天?此种论调颇令人心寒,对另一名人弗莱雅夫人来说却是“深得我心”。弗莱雅夫人在巴黎以善看手相闻名,据她判断,在末日将临之际,人们没工夫沉思来世,他们及时行乐尚且不及,哪会想着修炼灵魂,以待来生?——她真是不幸言中,另一作家亨利·罗贝尔兴头头地宣布,他要尽情享乐,去玩最后一局桥牌,去打最后一场网球、最后一场高尔夫。

大难不至,我们就会什么也不做,我们会发现自己又回到日复一日的平庸生活,生活的欲望在此消磨殆尽。但是要热爱生活,抓住现在,我们无需等到大难临头。想想这一点就尽够了:我们是人,终有一死,也许今夜死神就会将我们带离人世。

所幸普鲁斯特对生命的思索并不限于写给报纸的游戏文章(报纸出的题不着边际,他的答复则不惟语焉不详,而且让人摸不着头脑),事实上,直到临终前,他一直在惨淡经营一部体大思深、叙事形式复杂的书,而这部书所解答的问题,与由那位子虚乌有的美国科学家的预言引发的命题,不妨说是正相仿佛。

普鲁斯特的法子(逛卢浮宫、谈情说爱、旅行印度)也未见高明。对了解普鲁斯特性格的人说来,这简直就是奇谈。他从来也算不上是博物馆的常客,卢浮宫已有十年足迹未至,他宁看复制品也不愿在博物馆与吵吵嚷嚷的游客为伍(“人们以为对文学、绘画、音乐的喜爱已成风气,愈演愈烈,实则真懂的人一个也无”)。至于他对印度的兴趣,也从未有人听说过——那年头去印度可真算得上一场考验,先须坐火车到马赛,然后得坐邮轮至赛得港,还得换乘p&o公司的船在阿拉伯海上过上十天。对一个下床都困难的人,这样的旅行实在未可称善。说到某小姐之类,那正是他母亲的伤心事——普鲁斯特对其迷人之处根本无动于衷,从a小姐到z小姐,他一概毫无感觉。甚至有很长时间,他连有无可以作伴的“同志”也懒得费心。他曾有言,饮酒之乐,胜于做爱。

当我们明白死亡正在逼近之时,对生命的依恋之情就会油然而生。这意味着,问题或许不在我们因其单调冗长、不见尽头而觉兴味索然的生活本身,而在我们每日对生活采取的态度;我们的不满与其说是起于对往昔无可奈何的追悔,不如说是起于我们似乎理所当然的活法。一旦明白人终有一死,放弃了永生之念,我们会忽然发现,在看似冗长无聊的生活表层之下,藏着那么多人们未加尝试的可能性。

但是让这预言永远别应验吧,一旦恶运不再,我们的生活将是何其美妙!啊!只要这一次世界末日并未降临,我们该再不会错失良机,我们会去参观卢浮宫的新画廊,去拜倒在某位小姐的脚下,去启程做一次印度之行。

普鲁斯特给报纸投稿很热心,并且总是一副游戏心态,他将对《不妥协报》前述问题的答复寄给报社,同时还将他的那番末世论寄上一份给那位美国科学家:

最末一位就临终计划发表高论的名人是个离群索居、唇上留须的小说家,没听说他对桥牌、网球、高尔夫之类有何兴趣(虽说他曾试着下过一次国际象棋,且靠别人帮忙,放过两回风筝)。此君生命最后的十四年是在一张狭窄的床上度过,这十四年他的常态是身上覆一堆薄薄的毛毯,就着床边一盏微暗的灯,写他那部长得令人称奇的小说。小说名为《追忆逝水年华》,自打1913年第一卷问世,已然被推为经典之作。一位法国批评家认为作者可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一位意大利批评家则把他比作司汤达,另有一位奥地利公主,甚至愿意与他谈婚论嫁。不用说,此人就是马塞尔·普鲁斯特。普鲁斯特并非自视甚高之人(“但愿我能对自己的估价高一点!——可叹,那是不可能的”),有一次甚或将自己比作一只跳蚤,又曾将自己的作品形容为一块让人无法消受的牛皮糖,不过他还是有理由感到满足。有位出使法国的大使,也算是见多识广,不轻许人的了,他就认为,该给普鲁斯特颁发文学大奖,即使不是马上。大使如此描述普鲁斯特:“他是我所见过的最不寻常的人——甚至赴晚宴他也穿着长外套。”

承认人的肉身难逃寂灭或者会促使我们重新掂量生命中的轻与重,然而果真如此,我们也得先问上一问,这轻与重当如何分解。当我们尚未明白死亡意味着什么之时,我们也许一直过着残缺不全的生活,但是完整的生活究竟是何模样?简单地承认我们难免一死并不能保证一举寻到什么明智的答案,即使我们说得头头是道,把日记本余下的空页填得满满。死亡之钟的嘀嗒声令人心惊肉跳,惶恐中我们做出的,也许是洋相百出的种种蠢事。巴黎名流们给《不妥协报》的答复就够矛盾的了:你道是尽赏阿尔卑斯美景,他说是要沉思宇宙的未来,还有什么网球、高尔夫,真是不一而足。但是天塌地陷之际,这些度过最后时日的高明法子又有何益?

即使他真想照计行事,付诸实施的可能也微乎其微。寄出给《不妥协报》的答复之后刚过了四个月,多年来他不断预言的事情竟真的发生了——他患了感冒,不治身亡。这一年,他五十一岁。死前他应邀去赴一个宴会,尽管已有染上风寒的征兆,他还是裹上三件外套、两条毛毯,如约前往。返家时他不得不在冰冷的庭院里等出租车,就这么患了感冒。感冒随即发展成高烧,要是普鲁斯特听请来的医生的话,高烧是可以退去的,但是怕打断了写作,他不让医生给他注射樟脑油。他继续工作,除了热牛奶、咖啡和煮过的水果,什么都不吃,什么也不喝。感冒转成支气管炎,随即又恶化为肺炎。好转的希望一度出现,有次他在床上坐起来,要吃烤鳎鱼,可待鱼买来烧好,他却突觉一阵恶心,碰也不愿碰了。几个小时之后,他即死于肺部脓疮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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